“高饶事件”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的?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志谈话时,谈到了“高饶事件”,他说,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中央对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我们党在干部任用上,向来主张搞“五湖四海”,而不是看主要领导人个人喜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党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阶段工作任务后,把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为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以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以此为契机,加强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1952年下半年,重要的人事调动出台,时人称为“五马进京”: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北局的习同志和西南局的邓小平同时被调进北京,都担任了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邓小平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同志担任中宣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已经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此次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和薄一波等十几人)。国家计委当时又有“经济内阁”之称,其地位举足轻重,足见高岗当时是非常受党中央器重的,他的权力和地位都非常显赫。这才会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这次“五马进京”,除了高岗最为位高权重,其次就应该算是饶漱石了,掌舵中组部这么重要的部门。按道理,高岗和饶漱石对党中央这样的安排应该非常满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好好工作,才不辜负党中央的器重和信任。但遗憾的是,他们两人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然不满意,尤其是高岗,对于自己的职位处在刘少奇之下,一直感到耿耿于怀,心怀不满。 在这种心态和欲望的驱使下,高岗执着地认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要想更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扳倒刘少奇这个“绊脚石”,于是,进京不久后,他就开始用心搜集刘少奇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并整理成系统材料,私下传播,夸大其词说,这是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的一系列错误。当他发现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看法不同后,欣喜若狂。 高岗笃定认为,刘少奇今后将不再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根本动摇。于是,他认为这是扳倒刘少奇的天赐良机,立即授意亲信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以此抬高自己,打击刘少奇等人。甚至在文章中把刘少奇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以及关于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观点等,作为“党内右倾思想”进行批判。 1953年初,毛主席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为此,决定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的领导,撤销了政务院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的一切重要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 同时,中央还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也重新作出分工,分为八大块,除外交工作由周总理负责外,其他七大块分给其他人负责。这本是党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这一系列的措施却被高岗和饶漱石理解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不信任周总理的表现,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步骤。于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扳倒周总理的天赐良机。 高岗和饶漱石认为,党中央毛主席把他们调进中央,对他们委以重任,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两人的野心和欲望都急剧膨胀,表现得越来越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党中央毛主席在作出这一系列改革之后,毛主席为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初步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必须进行大幅度调整。 相应地,人事安排也要紧跟着作出大幅调整。这时,高岗和饶漱石认为,他们满足自己权力野心的天赐良机说来就来了,他们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于是,开始进行一系列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的阴谋活动集中在1953年下半年。首先是在这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就暴露了他们的政治野心,他们在会上通过批判新税制错误,含沙射影地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刘少奇。 刘少奇 高岗还对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高岗为什么对刘少奇有这么大的恨意?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后不久,就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拒不接受,而且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甚至对苏联总顾问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苏联总顾问立即报告了斯大林。 高岗随同刘少奇访苏回来后,又到处向人散布说,